我所经历的下关东

我保存的第一张照片，是我们全家下关东又返乡时拍摄的。每当看到它，就把我的思绪引入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那时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外有日本人的侵略，内有军阀混战，人民无法生活，纷纷外逃下关东。我家也被迫加入了这个行列。

（ 一 ）

那是一九四二年，快要过年了，我父亲闫保仁卖掉了自家二亩地，把经费借给了一位本家兄长，偷偷地送他去了东北，被当地的土匪徐振中部知道了（本家兄长给徐振中当兵，这是开小差逃跑了），徐振中的士兵就三天两头来我家要人，抢我家的东西，封我家的门，吓得父母整天东躲西藏，实在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了。父母就商量着逃跑吧，跑的远一点，本村有在东北生活的，就去投奔他们吧。

一九四二年阴历腊月初八，我们全家七口人，在邻居闫世昌的带领下开始了下关东的行程。这天早晨格外寒冷。为了防止别人知道，天不亮，我们就偷偷地出发了。向南沿着弯弯曲曲的乡村小道，直奔普通火车站。下午四点来钟，我们坐上了火车直奔济南方向。到了济南府，我们再转车。一下火车，只见车站上挤满了去东北逃难的人，根本无法换乘上东北的车。我们只好在闫世昌的带领下住进了一间小旅店。小屋子里灯光黯淡，但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电灯。

第二天父亲与闫世昌到火车站买上去东北的车票。我们到车站一看，人山人海，无法进站。闫世昌年纪五十上下，是个常出门有经验的人，他说：“快去雇红帽子帮忙！”那时的红帽子就是在火车站横行霸道的一伙人，头戴一顶红帽子，谁也不敢惹他，只要给钱，他就帮你上火车。这时已经是傍晚了，开车时间也快到了。父亲立即雇了一个红帽子。红帽子背上我，带领我们从站台冲了进去。红帽子手拿一根腊条杆子，见人就砸，人们纷纷避让，我们很快就到了火车旁。红帽子把我从车窗扔进去后，又将我们一行其他人推上车厢，就走了。

车厢里挤满了到东北逃荒的。到了第二天下午约五点左右，突然间火车停下了，有人喊“快下车去换钱！”原来是到了山海关。过了山海关，就是满洲国，就使用满洲票子了。不到半个小时，换钱的人都回到了车厢。火车继续向着北方奔驶，气温越来越冷，关内关外就隔着这么一座山，气温就有这么大的差异。火车越往北开，天气越冷。大概车内厕所被冰冻住了，粪尿混合的脏水带着一股臭味往车厢里淌，气味呛人。车厢地板上臭水越来越多，我们只好把两脚放在座位上，这车厢就成了一个大厕所。

零点左右，火车突然停住，有人喊长春车站到了。于是我们全家在闫世昌的带领下出了站，步行十多里暂住到闫世昌的家里。

（ 二 ）

我们不能久寄在别人家生活啊。一九四三年初春，父亲在长春的二道河子租了两间土屋。白天父亲去火车站当装卸工，母亲靠给人做点针线活挣点钱，哥哥姐姐就靠拾破烂维持生活。虽然是正月，但东北仍然是天寒地冻。有一天父亲买了些木炭，在火盆里点燃，在室内取暖。一会儿我就睡在炕头上迷迷糊糊的不懂人事了。当我醒来时，我才觉得父亲用一根筷子别着我的嘴，母亲往里灌水。原来我是煤气中毒了，差点要了命。又过了几天，妹妹闫秀花得了病，因无钱医治，离开了人间。

在长春住下了，我们小孩子就去捡煤核，卖煤核，补贴家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八日，吃过早饭，二姐秀梅、哥哥顺田领着我，拿着柳条筐子、绳子、铁楸和小镐，又去长春东大桥的河边挖煤核。那是长春倾倒煤渣的垃圾场，多年积累的煤渣像小山一样。二姐与哥就地选择了一个崖边，就向深处猛挖，不一会儿就挖了一个一米来粗四米多深的井窖。哥哥与我就在井下挖煤渣，二姐就用绳子系着筐子往上拉。我与哥哥越挖越有劲。这时突然一声巨响，四周的灰土往下猛滑，不断发出吱吱的声响。二姐在上面大叫：“要塌了！快上来啊！”上面裂缝越来越宽，这时，哥哥迅速地把我推上了地面，接着二姐又把绳子放下去，给了哥哥。哥哥手抓绳子两脚一蹬，爬上了地面。“呼隆”一声，井眼周围几米见方的地面陷落塌方，一股烟雾冲上了天空，吓得我心脏咚咚直跳。

（ 三 ）

一九四八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四十岁的父亲得了严重的肺病，却无钱医治，便请了一个山东老乡叫“郭老五”的神汉来治疗。这天晚上十点左右，郭老五说到阴间给父亲“请寿”，叫我们全家人按年龄大小排好跪在地上，然后他嘴里不断念叨着什么。等到第二天早晨两点多钟，郭老五浑身一哆嗦，说请寿回来了，给我父亲求了十年的寿。可躺在炕上的父亲已经失去了知觉。挨到早晨四点来钟，父亲精神突然清醒了说：“我不行了。”叫母亲今后照顾好孩子，然后逐个叫着我们的小名，叫着叫着，蹬了几下脚，再也不动了。我们全家嚎啕大哭。郭老五偷偷溜走了。母亲气愤地把家里的所有神像全烧掉，告诫我们永远不要信鬼神！

（ 四 ）

一九四八年春季已过，夏季来临。共产党的十万大军兵临城下，包围了长春。市里一片混乱，很快就缺粮缺物，有的一家人都饿死了，人们纷纷想法外逃，母亲也决定带我们逃出去。

这一天母亲带着我们与老家西营村的老乡张文英全家一起外逃。一大早，我们刚要动身，就听到一片飞机的叫声。瞬间天空上面布满了飞机。只见机身一斜，成吨的大米面粉带着降落伞从天而降。同时城外的八路军若干门高炮齐发，一朵朵的黑烟在机群里边爆炸，又变成一块块黑云，吓得飞机不敢低飞，投下来的物资有的随风飘到城外，落到了八路军的阵地。城里饿极了的百姓也在疯抢落下来的粮食，一群群国民党兵开着汽车，车上架着机枪，与老百姓争抢粮食。机枪一响，成片的老百姓倒了下去。

到了下午，风平浪静，我们两家立即出城向南奔去，来到了城外不远的一条土路边。路两边种满了高粱。“站住，干什么的？”忽然从高粱地里出来几个军人，头戴柳条帽，身穿绿军装，手端步枪向我们走来，并喊着：“回城去，这里是哨所，城里人一律不准外出，再过几天解放了长春就给你们配口粮。”我们赖着不走，一边搭话一边就地住下，他们也不撵我们了。

第二天，东方刚发亮，我们听到路边的军人正在换岗交待情况，趁此机会，我们快速爬过土路，往南使劲跑。二姐、哥哥、三妹与我跑在前面，转眼间就在高粱地里跑了100多米。可一回头看，母亲抱着小妹与张文英全家落在后面没跟上来，怎么办？于是二姐与哥哥把我与三妹就地安置好，迅速回去把母亲与张文英全家人都接过来了，这时听到后面有人喊“又过去人了。”吓得我们不敢停留，在庄稼地里使劲跑，终于逃离了这危险之地。我们一路要饭吃。还把自身携带的衣物换点黄豆炒着吃，挖点野菜度日子。

（ 五 ）

有一天到一个村子要饭，村民可怜我们，叫住到一个小学的一间破敞篷里寄住。白天三妹因病在家看守，其余的人到处要饭，有时要到一点饭，就拿回家维持生活，要不到饭就挖点野菜充饥。

后来母亲把哥哥安排在一个叫前程子村的人家放牛，待遇是“白吃饱”，就是只管吃饭别的不管。第二天上午母亲又抱着小妹，领着我外出讨饭。走了不远，走到了一条小河边，小河两米多宽，两边长满了垂柳与绿蒿，河水哗哗向东流动。我们就涉水过河。没想到河水很深，母亲刚下河，河水就到了齐腰深，我急忙拉着母亲的衣服猛地往岸上拉，母亲也一用力，终于抱着妹妹又回到岸上。好险啊！

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小村，进村要饭。进了村头一个胡同，里面有一个大门，住着一户人家。大门虚掩着，我们刚要进门，没想到三条大狗汪汪叫着向我们扑来，吓得我回头就跑，幸亏主人出来把狗叫了回去，我们虚惊一场。

母亲又领着我沿着一条小路往西走，到了一个叫“老烧锅”的村，这个村不大，约有几十户人家，村前有座小山，山下有一条小河，水向东流。住在村东头的一家人姓鞠，老幼三代人共三口，公公，儿媳，孙子，儿子多年在外没音信。我们到他家时，正是中午时刻，没想到这家人很善良，叫我们吃了一顿中午饭。饭后，娘说：“能否给我儿子找点活干，吃饱饭就行。”那老头约六十来岁，挺痛快地说“我家有十八头猪，叫你孩子给放着，当个小猪倌吧！待遇就是白吃饱。”母亲一听能保住一个孩子的生命了，立即答应了。

过了一会儿，老头又对母亲说“把你怀里的小闺女送给我们吧，叫她来享福。”母亲怎舍得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给人家呢？可是自己又没有饭吃，娘俩生命朝不保夕。犹豫了好一阵，母亲终于答应了。下午母亲叫我兄妹俩留在这家，离开我们回住处。娘边流泪边走边回头看我俩，我俩也一直流着泪看着母亲消失在远处……

我俩还是第一次离开妈妈。到了晚上，妹妹闹着找娘，越哭声音越大，哭的我都心碎了，我怎么哄她也不行！她不吃也不喝，扯着嗓子直喊找妈妈。主人也哄不了她了，叫我抓紧回家叫人，把妹妹接回家。我立即爬起床来，在黑夜里一溜烟的跑到不知多远的住处，叫上妈妈，连夜回来把妹妹又抱回了家。直到现在，当我听到有人唱一首歌中的：“妹妹想哥泪花流”时，我就忍不住的掉泪。

（ 六 ）

后来土改时，我们在吉林省伊通县冀家屯村落了户，分得了半间房子、一面炕、三垧山坡地。这年秋天，我们种的三垧大豆获得了大丰收。母亲把全家人叫到一起，高兴地说：“我们卖了大豆回老家。”一九五一年的春天，我们全家乘上马车，在乡亲们的欢送声中，穿着母亲和二姐给我们做好的新衣，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村子，奔向长春。进了长春城，又去挖出了父亲的尸骨一块带上，二姐与闫保贵等老乡把我们送上了南下的火车，我们两眼流着泪，离开了生活多年的长春，离开了刚刚结婚的二姐，离开了给予我们众多帮助的老乡们。临行前，全家在长春照相馆拍了这张全家福（大姐早已嫁人，当时联系不上了），留作永远的纪念。

（文/ 闫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