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山共存

——记青州籍“新疆死难九烈士”之一满族优秀共产党员祁天民

1946年8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隆重召开追悼大会，追认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祁天民、陈振亚、乔国祯、吴茂林、王德祥、彭仁发为“新疆死难九烈士”。第二天，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对烈士们的英雄事迹作了报道。在这之前8月5日的《解放日报》上，还刊登了《向祁天民致祭》的悼念诗文。解放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祁天民的独生子女祁鲁梁颁发了《祁天民革命烈士证书》。祁天民烈士的生平事迹，现陈列在乌鲁木齐“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会将祁天民列为全国500名立传人物之一。

有志儿郎  走到哪里都叫响

   祁天民，原名祁延霈，字霈苍，青州市北城满族镶蓝旗人，生于1910年8月。祁天民的少年时代，是跟随任教的父亲在济南度过的。祁天民自幼聪明过人，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强，加之父亲的严格教育，以及受左邻右舍全是教师的影响，祁天民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六岁那年，他进入济南最有名的模范小学上学。六个年头下来，每个学期的考试成绩，他总是名列前茅。当时，学校里有个小图书馆，祁天民几乎每天课余时间都要去那里阅读课外书籍。学校看他品学兼优，又有爱好读书的习惯，后来竟让他当上图书馆的小馆长。1922年秋祁天民小学毕业后，顺利考入济南省立一中。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考试成绩仍是门门皆优。

祁天民的父亲祁锡，曾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任史地教师。他一生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特别是对地理科学很有研究，造诣颇深。在他执教的20多年中，编写了达100多万字的有关地理、历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曾被英国皇家地理协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在父亲的影响下，1928年祁天民高中毕业后，即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第二年，清华大学设立了地理系，由于祁天民非常崇拜担任该校系主任的中国著名地理学家翁文灏，故又重新报考清华大学，结果以优异的成绩再被录取。

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祁天民勤奋好学，善于思考，注重实践。他不仅认真阅读了古今中外有关专业方面的文献资料和参考书，而且刻苦攻读外语，积极参加野外作业。1930年至1932年，他在参加北京西山，河北宣化下花园、张家口，山西大同、五台山，山东泰安、济南、青岛等地所进行的地质考察、地形测量和采集标本等项活动中，坚持每天和同学们一起早出晚归、爬山涉水，把遇见的凡是有价值的石头、瓦片等，统统收集起来运回学校。在校学习时，祁天民发挥自己的特长，承担了实业部北京地质调查所委托绘制地质图的任务。他和同学们一块填绘了北京郊区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八大处”、“斋堂”、“百花山”三幅地质图，其绘制质量均达到较高水平。这期间，祁天民十分注重对祖国西北边疆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担任了清华大学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的负责人。1932年5月7日，他发表在《清华周刊》第37卷9、10期上的论文《帕米尔史地考》，受到专家们的普遍好评，赞誉这篇文章“孕育着爱国激情”，是一篇“有相当分量的论文”。

风餐露宿  “踏遍青山寻宝藏”

   1933年，祁天民从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经地学系主任推荐，被受任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三组助理员。

祁天民到历史系语言研究所后，主动开展业务工作，将大部分时间基本用在了田野考古上。从1934年至1936年两年多时间内，他先后调查了山东沿海一带的古遗址、益都铜器时代葬地，参加了山东腾县安上村、日照两城古遗址和河南安阳殷墟第10至13次的发掘工作，对坐落在侯家庄一代的4座商代王陵同时进行发掘。祁天民在全面负责完成了4座墓地地质测量工作之后，又直接负责4座王陵中规模最大、最完整的2号墓的发掘。与此同时，祁天民结合多次调查和发掘实践，陆续写了《山东日照考古调查记》、《山东日照两城镇大孤堆发掘报告》、《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等数篇价值较高的论文。刊有《祁天民先生事略》的《中国考古学报》，对祁天民参与的一系列发掘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的工作“卓有劳绩”，称赞他本人“乘考古界之英俊也。”

凡是与祁天民一块工作过的人，都佩服他对事业的执着。为了事业，顾不上回家探望年逾花甲的老父，顾不上新婚妻子的团聚。有一次，他从南京到外地考察时，正巧路过妻子所在的济南，但他没有回家看一眼，只是抽空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从事的考古工作，是“踏遍青山寻宝藏，涉尽万水求真理”。信中对自己和同志们为了考古事业而必须进行野外生活进行了如诗如画的描绘：“我们是人而非猴的扮装，披着月光，踏着寒霜，饮清泉，咽干粮，探索沉睡在地下的宝藏，乐在其中，叫你这不知野外风光的人也来品尝！”祁天民的妻子叫刘晓雯，也是一位通情达理的热血青年，非但不埋怨丈夫的执著，反而更加增添了对丈夫的爱慕，更加全心全意支持丈夫的工作，这对于当今一代青年们来说，无疑是永远学习的楷模。

▲陈列祁天民等“新疆死难九烈士”生平事迹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旧址，现已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来缅怀先烈的人络绎不绝。

祖国母亲  时刻爱她在心中

祁天民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当年他在济南省立一中求学期间，正逢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掀起反帝爱国运动高潮。济南的工人、学生纷纷行动起来，举行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支持上海工人的斗争，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一向埋头读书、沉默寡言的祁天民，再也坐不住了，他马上和同学们一起挤进游行队伍，昂首挺胸地汇入在反帝斗争的洪流之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清华大学师生无不义愤填膺，全校师生几次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主义。这段时间，祁天民虽然有重任在身，不断外出进行考察，但只要在学校，就首当其冲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运动。

1937年春，瑞典政府派中国史前考古专家安特生来华，要求到我国四川西部进行“考古”。当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任职的祁天民，马上产生疑虑：川西是祖国内地，一个外国人咋能随便走来走去“考古”呢？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祁天民当即向政府提出，外国人到中国考古，必须由中国考古工作者陪同前往。迫于压力，国民党政府对这一建议提不出反对理由，只好同意由祁天民陪同安特生一块前往川西。果然不出所料，那位瑞典“大考古家”安特生到了川西后，根本不把精力用在考古上，而是东张西望，不时支起测量仪贼头贼脑的量这量那。经过反复仔细观察，祁天民断定安特生是“以学者面貌出现的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侦探”。当安特生再次支起测量仪时，祁天民毫不客气，立即予以制止，致使这位“大考古家”的阴谋未能得逞。

从大量事实中，祁天民悟出一个真理，要进行抗日救国，必须坚信和依靠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在1937年冬毅然奔赴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到达延安后，他被分配到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陕北公学学习。在陕北公学这座熔炉里，祁天民不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自居，坚持和同学们一起住窑洞，睡土炕，露天听课很能吃苦。通过学习，祁天民对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有了新的深刻的认识，决心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这年底，祁天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从陕北公学毕业后，组织上决定祁天民同志去新疆工作。原来，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从1933年上台后，为了巩固政权，便伪装进步，提出了“反帝、反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表示愿与我党合作抗日。我党为了抗日，从民族利益出发，决定与盛世才建立关系，先后派陈云、邓发、陈潭秋去新疆作中国代表，并挑选一批干部派往新疆，1938年3月1日，周恩来同志在百忙中亲自赶往赴新疆工作同志们的集结地，代表中共中央向祁天民等同志送行，给祁天民等同志以极大鼓舞。

“胡达”开眼  哈城盼来祁局长

   1938年4月下旬，祁天民等40多位同志乘车到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时，祁天民为了表达“永做天山之民”的雄心壮志，将自己原来的“祁延霈”这个名字改为“祁天民”。不久，他被分配到新疆学院，任秘书兼教育系主任。一同被分配到新疆学院工作的还有三位共产党员，林基路任教务长；杨梅生任军事教官；徐亮任历史教员。学院的一切工作由林基路主持，祁天民是林基路的助手，协助林基路处理日常工作。

新疆学院是新疆的最高学府，有政经、教育、语文三个系和一个附设高中部。三个系的学生仅有百余人，其中大多是官僚、地主和大商人的子弟，他们求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升官发财，因而，学习松懈、纪律涣散、娇气十足。许多学生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逛街，玩麻将，看小说，打群架。再就是，这里的教学条件很差，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不高。祁天民等4位共产党员从上任之处，就坚持以“抗大”为榜样来改造学院。他们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八字校训，提出了“教用合一”的教学方针，从全面加快新疆建设、广泛培养人才入手，增设了理工系、土木工程系、俄语系，新开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并从延安、苏联及新疆当地聘请了一些专业教员。祁天民、林基路等，既是学校的领导，又兼任教师。他们经常向学生作形势报告，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广大师生的抗日热情，使新疆学院的学习风气、抗日气氛日趋浓厚，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新疆学院的突出成绩和祁天民、林基路等共产党员在新疆青年中的影响，逐渐引起自诩为“新疆青年导师”盛世才的忌恨。他以“加强地方工作”为借口，于1939年1月将4位共产党员全部调离新疆学院。祁天民被派到东疆边城哈密，担任了哈密地区教育局长。在离开新疆学院时，许多同学流着眼泪，同祁天民、林基路等同志依依惜别。

当时，哈密地区的教育状况非常可怜，全区三个县仅有四处小学，中学一处都没有。而且学校规模小，办学条件差，入学率极低。对此，祁天民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查，熟悉了当地情况，打开了工作局面。他从发动各族人民群众入手，实行了“民办官助”的办学方针，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六十。这在当时形势下，确实是了不起的创举。当今，在哈密广大农牧区，只要提起“祁天民”的名字，一些上了年纪的各族老人，仍以尊敬的口吻连声夸赞：“真是‘胡达’（老天爷）开了眼，哈密盼来了圣人祁局长！”

1939年2月，化名“周彬”的新疆财政厅长毛泽民，为了整顿新疆财政、稳定物价而改革币制，发行新币，通过新旧货币兑换，将旧币收回统一销毁。在哈密任职的祁天民，大力配合这一工作的开展。是年11月初，他为此事又奔波了一天，直至深夜才赶到家里。由于过度劳累，加之路上着了风寒的缘故，祁天民突然高烧不退，住进医院后医治无效，于1939年12月22日不幸逝世，年仅29岁。

　　祁天民病逝后，哈密地区各族群众数千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维吾尔族老人按照他们的民族习惯，为祁天民举行了丧葬仪式。各族群众在他的墓碑上镌刻下八个大字“天山永孝，正气长存！”

2011.06 NO.4 第四期